渡十娘｜我和芦苇有过一次约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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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字｜生烟
编辑｜渡十娘
作者简介：生烟，本名陈瑞红，曾用笔名毛毛。文学硕士，做过教师，杂志社记者，电视台栏目组编导，广告文案策划。曾出版散文集《女人的梦》。2006年开始用生烟笔名写博客，现在美国某医学院任研究助理。
芦苇：中国著名电影编剧。代表作有《霸王别姬》，《活着》，《最后的疯狂》，《黄河谣》，《秦颂》，《桃花满天红》等。执导首部电影《西夏路迢迢》，担任《封神第一部：朝歌风云》剧本顾问。其中《霸王别姬》和《活着》被誉为是中国电影辉煌时期的巅峰之作。芦苇常说：拍《霸王别姬》和《活着》的时候，我很高兴，我以为我们终于起步了，但没想到，那就是终点。
年初回国，收拾父亲的家。收拾出一期当年的《各界》杂志，上面有我两篇文章，一篇写陈忠实，一篇写芦苇。还收拾出一个黑皮的采访本，有几页是采访芦苇，密密麻麻记了一堆芦苇的话。这让我重燃写芦苇的念头。
我认识芦苇很早，不过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。上大学那会，偶然的一次去西影，在通往招待所的路上见过他，白色老头衫，军绿马裤，黑布鞋。他那时候刚从画布景的美工转行做编剧，跟周晓文合作的电影《最后的疯狂》刚刚大火，我一大学舍友有一天说去见周晓文，搞的一宿舍的人很兴奋，兴奋的等待舍友回来后给我们说点啥，回来后的舍友说，唱了两首歌，周导说她的发音对，说跟她同去的班长的发音位置不对。然后就没了。
再后来，有一阵我常去西影文学部楼，文学部的楼跟招待所的楼面对面，就常看见芦苇，不变的白色老头衫，军绿马裤，黑布鞋。他那会开始长包房，住招待所。但也只是看见，并没搭过话。道是他的女友，偶尔牵条白色小狗过来，会跟文学部楼上的人聊会天，有一回她女友说要在跟芦苇的家里盘个炕，中间放个小方桌，跟芦苇一人一边。也不知炕盘了没？芦苇有没有在一人一边的小方桌坐过？
我去过芦苇的家，家里就芦苇一个人，印象中大伙是席地而坐，那天我是跟着《各界》的马治权主编，编剧张子良，小说家杨争光一块去的，脑海里浮现出每个人盘腿坐的样子。其他人找芦苇玩，让我顺带采访一下芦苇。芦苇拎着个大茶壶给大伙泡茶，然后倒出一摞磁带，说：给你们听听我刚从藏区采回来的原生歌唱。芦苇这边装磁带，杨争光一旁嘿嘿道：每次来都让我们接受音乐熏陶。等磁带传出声音，众人缄默，几首听完，心不知所往，大伙沉默了好久，子良老师打破沉默：草，这声音要在野地里听。到我采访芦苇的时候，我就记得盘腿坐着的子良老师，身子一歪，倒向一边操起一本书，递给貌似一本正经回答我提问的芦苇：照这个念。采访就中断了。然后去吃饭。那天先给争光上了碗红枣小米粥，他胃不舒服，芦苇就直勾勾盯着那碗粥，一脸羡慕的说：真香呵。
吃饭认真这件事芦苇是出了名的，我今年回国，跟《各界》马主编在回民街吃羊肉泡馍，主编就讲了芦苇一个段子。说芦苇跟一伙人吃羊肉泡馍，别人都吃完了，芦苇还在专注的一粒一粒掰碗里的馍，西安的老吃家都懂，一碗羊肉泡馍，馍掰的好不好，决定着煮馍师傅认真与否，芦苇不讲究吃，他讲究吃就吃个地道认真，不能浮皮潦草。他这股子认真劲，很烦人，好多人受不了。
芦苇也爱开玩笑，但他总有股天将降大任的人设，让那些玩着就把事干了的人不自在，也让人对他敬而远之。
但同行还是很给芦苇面子，《各界》杂志在初创期，关于电影的采访预约几乎都是芦苇帮忙联系引荐，我也因此采访到拍《秦颂》时的姜文，葛优，拍《桃花满天红》时的陈道明。
当年吴天明很想拍《白鹿原》，几次飞回西安约张子良，芦苇，杨争光，主编，还有陈忠实老师一聚。我常听主编说你看这几个人往那一坐，身形面相犹如一头狮子，气场稳重。唯争光带些顽皮狼性，颇得一桌狮子宠爱。同为陕北人，子良跟芦苇两人更具狮相，鼻直口方，棱角深邃，游牧族裔的五官。投拍《白鹿原》一事终未弄成，天明、芦苇、忠实三巨头互相错过，一声叹惜，如今两人已不在人世，只剩芦苇。
芦苇深信他身上有匈奴人血统，这也是他当年仓促投拍《西夏路迢迢》的心结。他的外婆拓跋，姓拓，拓姓是西夏人的后代，党项一族，这个民族后被成吉思汗消灭了，但消灭的很艰难，他很想用电影活生生再现这一段历史。我查了一下，陕北的安塞，清涧，子洲等县都有拓姓户族。
也正是这部电影让我驱车几天，跑到他在藏南的拍摄基地跟他深聊了一夜。那个黑皮采访本上记的就是那一晚芦苇说的话。为什么会聊一夜，可能是没我睡觉的地方，可能是那会第一次拿大额投资，他的内心需要梳理倾诉一下，我刚好出现。我也因此念念不忘吃到人生最好吃的羊肉，离开时，芦苇让人扛了只羊给我。我至今难忘看到雪山的情景，一路上，忽然一抬头看见前面有熠熠闪光像钻石般的山峰，司机说：那是雪山，看到雪山，我们就快到了。
我整理了一下采访本上的文字，基本原样呈现出来，顺序上做了些调整。采访是从一堆人一块聊，到最后剩下我俩聊。下面就是芦苇那一晚说的话。
芦苇（采访于1996年藏南《西夏路迢迢》拍摄基地）：
我经常一个人待着，我的大脑思考很多问题。像生命终极这类问题。写剧本，会不再受任何理论思潮的左右。我常想为什么富裕时代的影视做不过三四十年代的日本。
说句实话我写的剧本没有使我满意的，不过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才有长进。
成功失败都是他人评述，不是内心需求。什么叫成功，成功又意味着什么，公众的认同吗？有人告诉我，芦苇这人什么都好，就是没有才华。我真是由衷同意这句话。我有时候听到打假曝伪的事，就觉得自己也是个伪劣产品，觉得自己有假冒成分。
人活着的可贵，是在精神。人在生理上物质上来讲没什么区别，有所区别的就是精神。大家都会觉得人应该奋斗，有追求，小学生时老师就教了，但每个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不同的，人没有审视自己的勇气和习惯。
文革使我们能触及并思考社会跟人性最根本的问题，有些问题不是我们愿意思考的，是历史使然，我们多上了这一课。我们可能流的汗流的血流的泪比我们小的人多些，但比我们上代人要少一些。
我不相信潮流的，潮流就是过眼烟云，甚至没有一个木质的物件时间长。任何一个能专心致志做一件喜欢的事情的人，都让我喜欢欣赏，这种人各行各业都有，我认识一个卖炒凉粉的老太太，其炒凉粉的神态极其有味道，我看她一下一下炒凉粉会看入迷，关键是老太太乐在其中。
我小时候是个非常想入非非的人，在幻想中。我这人是无可救药的兴趣主义者。我这个人在学程序方面的工作历来迟钝，小学语法从没及格。程序性绘画上也学的很慢，牵扯到感觉上我就要好一些。比如绘画的颜色，我就非常有情感。
我搞过木刻，烧过陶瓷，画过壁画，还想学钢琴，舞蹈，当演员，我好奇的东西很多，还想唱昆曲，有些变成了爱好，所有的这些行都有相通的东西，你必须真心相爱。
我学画画的时候，老师，周围人，我父母认为我没什么出息，但我喜欢，我就干了。最重要的是要有寻常心就行了，你就是生活不寻常你也寻常心就够了。你能理解人，也能理解自己。
我喜欢家乡，八岁时回老家还有骆驼，老城墙，我没事就一个人下去收集内蒙藏区一带的民歌，还有关中摇篮曲，皮影戏，录了一大堆磁带。
我们那个时代的精神朋友很难得，那个时代不能交流，如有能交流上的朋友真是很幸运的事，这种交流几乎是丰腴秘密，藏在心里，不能泄露，彼此用人格担保。朋友是生活给你的，也不是你自己想有或不想有的，它是一种存在。那会大家都一个生活模式，所不同的是珍贵的友情，让活着有了温暖。现代人更多是一种关系，没有真挚的情感交流。
有人问我你当导演是几流导演，我说弄的好我可能是四流导演。
对导演的创作方式及产品出来，我很好奇，想试一试自己合适不合适这个角色，合适不合适搞一个群体东西。导演毕竟是电影的登峰造极。
做导演我在心理上处于劣势，我不习惯发号司令。我这个人目的性不强，要求别人的时候非常简单，有时还不好意思，而导演就是索要，榨取。要有领袖欲。
不过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甚有威望，就是打架第一个动手，你不第一个动手，人家不服你。
我想把当导演的心愿了了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
对优越感非常烦，大多数的优越感就是自欺欺人，出身，知识财富，名利是实实在在的过眼烟云，人类能够永恒流传下去的东西，恐怕就是诗意，除了诗意什么都没有。
从《霸王别姬》到 《活着》，这中间还穿插《桃花满天红》，《秦颂》，到投拍《西夏》有人说我会成功，有人说我会失败，各种说法都有。说我是黑马，说我会碰的头破血流，说我拍这部戏还真得从马上很脆的摔下来。我当导演跟我当编剧是一样心境。我写完也不觉得是好东西，即使别人说好，我也不认。
当初凯歌说：《西夏》这部新片有极为强烈的生命意识。张艺谋也同意。但匈奴是什么样子，接下来服化道等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，我想通过一个母亲，一群兵，一个孩子来表现对生命的理解，拍出我想象的一段历史，一段能对得起历史的一部历史片。
我对北方少数民族题材一直有兴趣。中国北方历史实际上是各民族融合历史，是个大舞台。大舞台里边它必有许多可感可泣的故事，我们的影视非常对不起自己的历史，我是有心想在这方面做点事情。
每一种民族，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独特魅力，比如北方人身上一直有匈奴的血统，匈奴之美在什么地方，人们想象这种魅力，电影要把这种想象再现出来，这是一种追求，一种沉迷，但未必追得到。
《西夏》这部电影的情节点，是母爱，孩子和兵的故事，不像《秦颂》有非常激荡的历史人物，激荡的历史环境，它像一个远远流淌般呈示着的生命溪流，缓缓流淌，绵绵不绝，需要细节上出色。
我好像在哪个报纸上看到一个母爱故事，在我插队地方，有个母亲有点傻，但对自己的孩子一点也不傻，很感人。我一直认为，只有苏联艺术家拍出了他们伟大的历史，中国这么伟大，却没有拍出他的伟大来。过去的人，由于文化负担少，他们显得更有力度，更有生气，而现代人萎靡。应景艺术家太多，我自己恐怕也是不能逃离其责的，我经常看到嘲笑别人的东西在我身上也一再重演。
艺术家是个含混不清，鱼龙混杂的概念，用维斯特根坦的话说，是个语意混乱的名词。抽象的说艺术家似乎是一种匠人的职责，具体说艺术家是一大堆叫不出名来的怪物。像商品一样，伪劣产品巨多，又没人打他们的假。
溯源的话，我从小喜欢边塞词的意境，我企图用电影来表现这种意境。当然你的追求很难被人理解，你也未必追求得到。比如范仲淹那首《渔家傲·秋思》：“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。四面边声连角起。千嶂里，长烟落日孤城闭。浊酒一杯家万里，燕然未勒归无计。羌管悠悠霜满地。人不寐，将军白发征夫泪。”
不得不说，这首词里提供的诗意境界离今天人的生活实在太远了。中国古典诗词留给我们极其深厚情感，它也是人类的情感保护，影视应该成就这种情感。中国影视有一天有能力表达它所展现的意境，它就有了文化的意义，它把中国人精神世界最优美独到的一点有机会展现出来。
凯歌有这样的意识，他是一个有诗意的人，他的影片也在追求诗意，不管他是成功还是失败，他是一个力图体现中国美学传统的人，电影是一种大众文化，把这两点结合起来很困难。
春秋战国时代的物质文明，大多数已经不复存在。但《诗经》今天读起来还是朗朗上口，余味无穷。
历史是丰饶之海，所以历史剧是空前无线的大舞台，应该出多种类型。我对表达当今题材，尤其城市题材，没有兴趣，变态，不健康，没有人格，太多不真实的东西。可是历史题材你可以任意想象，发挥，里面有永恒的精神，我们之所以存活在今天也完全是历史结果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历史精神，而都市题材非常像染色食品，总给人以假的感觉。
我说的不是历史，是历史剧。“四人帮”有“四人帮”的历史观，胡适有胡适的历史观，中国最大的历史学家范文澜有他的历史观，我们不讨论这个。而历史剧是个艺术类型，艺术被主观化了不单是历史家的问题，是大家的问题，孰是孰非，本身也是历史问题。《秦颂》在某种意义上并非瞎造，秦始皇毕竟统一六国，荆轲毕竟刺杀秦王，它本身只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个历史剧问题。
身处商品社会，物欲环境，人最可贵的东西会丧失掉，会蜕化。我从小就是我行我素，我理解的搞艺术的人，应站在潮流之外，这是职责所在。 （采访完）
时过境迁，关于《西夏》芦苇可能不想再提它，因为他也承认那是部不太成功的电影。但我重读到当年这些采访文字，似乎再次见到保有真心，不随波逐流的一代名编剧，犹如毛姆的一段话：要记得在庸常的物质生活之上，还有更为迷人的精神世界，它不耀眼，散发着宁静又平和的光芒。
我之后再见芦苇是在西影年会上，和在丈八沟讨论《李自成》投拍会上。那天央视大胡子张纪中导演，带着一伙人风风火火进来，又风风火火离去，很吸眼球，独看芦苇样貌神情一如既往，风轻云淡，不被裹挟了去。当下流行带节奏一说，估计芦苇这样的人带不动。
他遵从自己的节奏，甘之如饴。这也是后来被世俗诟病，说他自大直白不谙人情世故等等，得罪一圈人。芦苇说：我不缺钱，我不用为钱写剧本。
我更想写一笔我与芦苇有过的一次约定，约定有了，只是没有成行。缘起是他牵头筹款，要给好友诗人胡宽出诗集这件事，他对胡宽有着深深的热爱，甚至对胡宽的早逝心怀内疚，觉得是自己没有照顾好病中的胡宽。
他说：胡宽诗写这么好，可他何曾有名？很多有名的诗人，其价值又何在？跟胡宽比，我的这点小名气真是非常可笑。
其实好的关系外人很难体会，我在采访本上看到我记了一笔：他在他身上看到神性。
我当时很感动这份友情，觉得他们的感情很有诗意，我甚至都勾勒出年轻胡宽的人生轮廓，中国的莱蒙托夫。我居然跟芦苇说：我想走访胡宽生平为他做传，芦苇当下就说：你采访的所有经费不用别人出，我一个人来出。这事我也就在芦苇面前说了说，不了了之。这是我人生无数大话中的一个，别的大话都忘记了，独独忘不掉这个大话。在以后平庸的日子里，那个犹如莱蒙托夫的诗人影子就这样淡出了我的生活。
至今无人为胡宽做传，我也只是看到耶鲁大学的老康写过与胡宽的几面之缘，鲜少看到命运多桀，大名鼎鼎的其父胡征对其影响，这位早夭诗人的心性路程。
老康是芦苇的另一好友，也是奇人，文风诡谲风趣，有小波味道。最早师承霍松林导师，研究古代艳情诗，而没能毕业。我们有幸在美国见过两次。
网上有把芦苇，胡宽，老康并称“长安三剑客”。我发现这“三剑客”都是汉人里不多的大个，一米八朝上，都有一双那么温柔的眼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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